“徽骆驼”开创300年商业传奇

民谚曰：“前世不修，生在徽州，十三四岁，往外一丢。”这一丢，就丢出了历史上明清之际最大的商帮——徽商。

“经营四方以就口食”，徽州人“远游”风气的形成，完全是因为徽州山多田少人众，人们面对“在山谷之间无平原旷野可为耕田”的生存现实，形成了“人十三在邑，十七在天下”、“以商贾为第一等生业”，寄命于商的“徽俗”。

也许徽州人的血脉里都有着一些相通的东西：不甘受穷，勇于思变。加上地处群山封锁之间，活官躲避历代白勺战乱，徽州是个移民社会，移民文化传统中的冒险、求生精神，孕育出了一代代的徽商。

明朝以后，徽商进入了高速发展的黄金时期。一代又一代的徽州商人，为实现自己的梦想，努力创造自己的事业，开创了徽商300多年的商业传奇。徽商也因吃苦耐劳而被称为“徽骆驼”。

明清时期，徽商的足迹遍布全国各大城市及商业重镇，无论从商人数、活动范围、经营行业与资本都在全国名列前茅。经商成了徽州人的“第一等生业”，成人男子中，经商占70%，极盛时还要超过这个数字。一徽商的活动范围遍及城乡，东抵淮南，西达滇、黔、关、陇，北至幽燕、辽东，南到闽、粤。徽商的足迹还远至日本、逞罗、东南亚各国以及葡萄牙等地。早在明代万历年间，徽商的资本总量就已有3000万两白银。乾隆时期，徽商的资本达到8000万两，几乎与当时的国库收入相等。由于徽商的繁盛，在当时形成了“无徽不成镇”的气势和局面。

随着徽州商人势力的不断扩大，徽州商帮便应运而生了，简称徽商。此时的徽州人早已摒弃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以经商为耻的观念，经商风气十分旺盛，活跃于各地市场。徽州商人为了经商的需要，结伙经营的现象已经被认可并逐渐发展相当普遍。他们大都以宗族乡里关系为纽带。结成规模庞大的群体，协同经营，利润共享。由于他们出色的经营技巧，在商战中取得了十分有利的地位，尤其是徽州盐商已在两淮盐业中取得优势地位。因此，徽商这一团体开始称雄商业300年之久。

徽商商训

斯商：不以见利为利，以诚为利；斯业：不以富贵为贵，以和为贵；斯买：不以压价为价，以衡为价；斯卖：不以赚赢为赢，以信为赢；斯货：不以奇货为货，以需为货；斯财：不以敛财为财，以均为财：斯诺：不以应答为答，以真为答。

徽商精神

左儒右贾

明嘉靖以后，从事商贾的徽州人数大量增加，他们活跃于大江南北，买实“几遍宇内”清代康牵乞丰间，沿江地域甚至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说法，无论是商业资本还是经营范围，当时的徽商都算得上是独执牛耳，但徽商最引人注目的，在于亦商亦儒。他们是一群拿着算盘的书生，熟读经史的商人。

多才善贾

明代徽人汪道昆形容徽商“贾而好儒”，将逐利和读书提到同等高度，不无自豪地标榜同乡们的“左儒右贾”。士农工商，士人和商人一首一尾，在徽商的身上打了个结。由儒入贾、由商入仕，是徽州人的普遍选择。经商被当作谋生手段，而非人生目的。

徽商好儒，也在于徽州深厚的文化根源。朱熹祖籍徽州婆源，历朝统治者的褒典追封，更列为科举书目，使朱熹理学对徽州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本地人多依朱子家礼为行为准则，商贾门户常有“三代四进士”、“一门十一进士”、“六部四尚书”等学霸血统的传说。如汪道昆其家，汪是领袖文人，倡导复古运动的“后七子”之一；汪氏一族更是当时商界富豪，资产钜万。

商德至上

不怕商人做不大，就怕商人有文化。明代有人把徽商分为“儒贾”和“贾儒”两种，儒贾以经商为名而行儒教之事，贾儒以崇儒为名而行经商之事。无论哪种，都自觉不自觉地，以儒家的仁义道德要求着他们的事业。而他们的商业准则即使放诸今日看来仍富指导意义。

其一，公利为上。剿叫商人爵溅戈财的积累，这是他们世代千辛万苦、但他咭门更强调获利手段的道德性，追求正当的商业利润，同时也乐于承担社会辗转流离赚取得土会责任。这项“大道为公”的法则对踏入仕途的徽商来说同样有效。实际上，没有了物质资本的后院起火，为官者更能安心的做个好官。仕途顺畅时专心民生，仕途受挫也能用相对超然的态度面对。徽商为官的清誉，也促进了徽商的声望。

其二，诚信原则。徽商坚持货真价实，反对以次充好，以假充真的奸商手段。徽商吴南坡做买卖时，遵循，“人宁贸诈，吾宁贸信，终不以五尺童子饰价为欺”的诚实经商之道，口碑好到甚至客人只要看到是吴南坡的商号，便只管去买，不追问所购之物的品质，也不查看货物是否够斤两。

不仅对客人如此，对从事经营活动的相关方也是如此。无论是进行合伙经营还是承包经营，徽州商人一般都要订立合同作为商业信用的文字凭证，合同里规定了双方的权利和义务。在当时的金融信托事业并没有或者并无多少社会公证机制和监督机制的情况下，商业合同的订立与执行的保证，则全凭对方的信誉和道义。徽商以诚信打开了市场。

其三.学以致用。（红楼梦）中姑娘们理家，道“小事上用学问一提，小事越发作高一层了”。商场如战场，把握时机审时度势需要一定的文化修养。徽商好读书，从书本里提炼出的商业智慧再运用到商际往来中。

读书无疑也促进了徽商们的人际交往。徽商有“儒商”的名号，他们在处理政府关系时，与王朝的实际掌权者一官员士大夫的知识体系构成相同，交际起来就更为相投。

百年徽商永不谢幕

徽商，作为中国十大商帮之首，洽于南宋，发展于元末明初，盛于清代中前期，至中晚期日趋衰败.前后达六百余年，称雄三百年。徽商是徽文化一部分，通过茶叶、盐业、药材、木材、文房四宝经营发家，有“无徽不成镇”之说。财富增长带动了文化繁荣。徽州建筑、徽菜、徽班、书画艺术等徽文化代表都是商业文明的副产品。

徽人经商，源远流长，崇儒重道，以诚为利，沧海桑田，传奇永不落幕，时光复刻。传承等待歌颂。

点燃一支来自徽商故里的黄山.坚守讯雅信诺的商道经典。向走向世界的徽商致敬。

微商小故事

无徽不当

常言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徽州人经商，也离不开其大然的地理优势，犹以“盐、典、茶、木为最著”。

盐是徽商得以纵横天下的核心商品，和晋商陕商一样，徽商因茶盐而起。

明朝初年，以“开中法”解决军需，“召商输粮而与之盐”，一批徽州商人成为盐商。弘治时期，开中制改折色制，两淮和江浙地区成为盐业贸易的中心，徽商近水楼台先得月，逐渐取代山陕商人，执中国盐业之牛耳。因为盐业属于明清两代政府的财政支柱，实行官督商销的装断政策，徽州商人依靠官商身份，获得了高额垄断利润，积累了大量财富。明朝时期，就不乏百万级的富商，歙县盐商“以盐筴祭酒（总商）而甲天下者，初则黄氏，后则汪氏、吴氏，相递而起，皆以数十万以汰百万者”。人清之后，徽州盐商的资本更是发展到了千万级别。徽商汪福光手下仅运盐船就上千艘，所销之盐占淮盐之半。

在某种程度上，与其说扬州因盐而兴，不如说是因徽商而兴。扬州从事盐业的徽商掌握着超过4000万两银子的资本，真正是富可敌国。有人甚至这样说：“扬州之盛，实徽商开之，扬州盖徽商殖民地也。”

典当业作为古代中国的民间银行机构，在传统商业占有重要的地位。明清两代，徽商在典当业实力非凡，乃至有“无徽不当”之说。不像其他大宗商品交易，经营当铺需要大址的专业知识，徽州休宁人便长于此道——“治典者亦惟休（宁）称能。凡典肆无不有休（宁）人者，以专业易精也。”

分家不分店

清代有一部笔记体小说中，讲述了两个徽州商人靠一文钱起家的故事：

两位安徽商人到苏州经商，遇到灾涡，沦落为乞丐。晚上二人栖身在破旧的古庙，甲唉声叹气，感叹如今一文不名。乙从身上摸出一文钱，说还有一文钱呢。二人破涕为笑，想来想去，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用这一文钱买了一些面粉，调成浆糊，然后用捡来的鸡鸭羽毛、破纸竹片，做了许多玩具，在集市上卖给妇人小孩，结果赚了几千文。后来做了两年玩具生意，竟也积攒一笔不小的资产。他们在苏州城开了一家大商铺，名字就叫“一文钱”。

实际上，无论是哪种生意，都需要大量的资本，特别是盐和茶，更是如此。在清代两淮盐场，经销一纲盐，往往需要2000多万两本银。

徽商的这些资本金一般都是来自宗族范围内的借贷。因为借贷发生在同乡同族内部，所以一般利息较低，甚至无息，这使得徽商能够以较低的资金成本获取址大的商业利润，从而发家致富。

徽商完全是依靠血缘和地缘关系形成一个非常牢固和信任的商业共同体，在组织内部休戚与共，齐心合力，形成极强的竞争力，“掣其亲戚知交而与共事，以故一家得业，不独一家食焉而已。其大者能活千家百家，下亦至数十家数家，其人亦皆终岁客居于外，而家居亦无几焉”。

很多经济史学家在谈起古代中国未能出现资本主义时，常常将矛头指向中国的分家传统，这导致财窗分散化，难以形成大的资本。实际上，徽商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他们在许多不同的行业中，常常以合资经营的方式，保证了资本的完整性。如歙县盐商鲍志桐与家居仰山的堂兄合资经营，10年时间积累上万资产。

徽州人通常是“分家不分店”，非商业性的一般田产和房屋可以分，但店铺与公田不能分，这一方面避免了资本的分散，另一方而也加强了宗族的凝聚力。征个人名下的资本以股份形式投人经营，资本拥有者以投资者身份获得相应股份和分红，这是一种良性循环。还值得一提的是，家族中人还可将自己的闲散资金作为“附本”投人，在获得商业回报的同时，也扩大了经营资金的来源。